孩子在学校有没有朋友、被不被同学接纳,很多家长会把这件事看作“性格问题”或“阶段性的小事”。发展心理学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给出的图景要严肃得多:同伴关系不是儿童发展的一块背景板,而是一条主动参与塑造心理轨迹的路径。被同伴排斥的孩子,抑郁风险会上升;而抑郁的孩子,又更容易继续被排斥。这不是单向的“伤害”,是一个一旦启动就可能自我维持的循环。
同伴排斥与抑郁之间,存在可检测的双向通路
2026年发表的一项元分析整合了23项纵向研究、超过两万名儿童青少年的数据,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同伴排斥与抑郁症状之间的时间关系。结果支持“交互模型”:同伴排斥可以显著预测后期的抑郁症状,反过来,早期的抑郁症状也显著预测后期更高水平的同伴排斥。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因为被冷落、被排挤而变得消沉退缩,这种消沉本身又可能让同伴更不愿意接近他,排斥因此得以延续。
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调节效应:在个体主义文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抑郁症状对后续同伴排斥的预测效应更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更强调个人主动性和社交表现的环境里,退缩和消极情绪更容易被同伴解读为“不合群”或“不想交往”,从而加速排斥的发生。这提醒我们,孩子的社交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内向”,环境对行为的解读方式也在参与制造后果。
为什么有的孩子更容易陷入困境:气质、依恋与“读懂他人”的能力
并非所有被排斥的孩子都会走向同样的轨迹。西南大学团队2025年发表的一项追踪研究从“特质—状态”双重视角刻画了同伴能力的形成机制。同伴能力指的是发起对话、恰当回应、情绪控制等有效社交技巧。研究发现,儿童的气质特征——较低的愤怒/沮丧情绪、较强的抑制控制,以及与母亲之间的安全依恋——有助于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持续维持较高水平的同伴能力。这些早期个体特征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底”。
但“稳定”不等于“固定”。同一项研究显示,母亲的高敏感性在一年级到五年级整个阶段都对同伴能力的状态变化有持续积极作用;而积极的课堂氛围主要在一年级时对同伴能力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年级升高,其作用趋于平稳。这意味着,早期奠定的气质与依恋基础很重要,但环境支持并不是只在早期才有意义,它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另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认知因素是“心理理论”,即理解他人想法、感受和意图的能力。纵向研究发现,早期心理理论能力通过亲社会行为的改善,间接预测了后来更低的同伴排斥和更高的同伴接纳。换句话说,能读懂他人的孩子,不一定直接“更受欢迎”,但他们更可能做出分享、帮助、安慰这类亲社会行为,而这些行为才是同伴接纳的中介通道。社交能力不是一套表演技巧,它的底层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敏感与回应。
同伴群体本身可以成为干预工具
如果同伴关系是一条塑造路径,那么同伴本身就可以成为干预的支点。一项针对社交退缩幼儿的干预研究考察了“Stay-Play-Talk”策略的改编版本:让同伴在常规课堂活动中与社交退缩的儿童保持接近、一起游戏、进行对话。结果显示,这种同伴中介的干预对增加学前社交退缩儿童的社会性游戏是有效且社会效度可接受的。另一项针对害羞、安静或焦虑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当干预在学校环境中进行并且有同伴参与时,对于减少害羞带来的负面后果可以产生较大的效果。
这些干预的共同逻辑不是“教孩子怎么社交”,而是改变同伴生态:让社交退缩的孩子获得低门槛的、重复发生的积极互动机会,同时让同伴学会如何发出邀请和维持互动。对于普通儿童而言,参与同伴中介干预本身也可能带来社交技能的提升。一项元分析性质的综述指出,同伴中介干预是支持幼儿社交技能发展的“高度有效策略”,干预组儿童在沟通、合作、共情和责任方面的社交技能显著增加,多动/不注意和内化行为显著减少。
霸凌中的旁观者:课堂规范可以压倒共情
同伴关系中最尖锐的一端是霸凌。旁观者在霸凌事件中的行为——是站在受害者一边,还是沉默、甚至强化欺凌者——对事态走向有直接影响:旁观者强化欺凌时,霸凌倾向于升级;旁观者保护受害者时,霸凌倾向于降级。
一项针对两千余名中国青少年的多水平分析揭示了共情与课堂规范之间的微妙交互。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都能正向预测旁观者干预的不同步骤,但课堂霸凌规范起调节作用:在霸凌氛围较强的班级里,认知共情较高的学生反而感知到更低的干预责任。共情本身是干预的动力,但如果孩子感知到的班级规范是“这种事不要多管”,共情反而可能被用来为不行动寻找理由。同一研究还发现,男生注意到霸凌的频率更高但行动更少,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更多干预。
这意味着,仅仅教孩子“要有同理心”是不够的。如果课堂规范不改变,共情能力可能在关键时刻被环境信号压制。反过来,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当教师接受培训、以高度自主支持而非控制性的方式教学时,可以营造出支持性的同伴课堂氛围,进而增加初中生的“保护受害者”行为、减少被动和强化欺凌的旁观行为。干预的杠杆点不只是学生的个体品质,还包括教师如何组织课堂中的同伴互动。
对家长和教师意味着什么
把上述证据放在一起,一个更准确的图景浮现出来:同伴关系既反映孩子的个体特征,也持续塑造这些特征。被排斥会加重抑郁,抑郁又会加重被排斥;社交退缩可以被同伴中介的干预改善;霸凌中的旁观行为可以被课堂氛围改变。家长和教师能做的,不是简单地催促孩子“多去跟同学玩”,而是在几个具体的层面上施加影响。
早期建立安全依恋和情绪调节的基础,仍然是最根本的一步,但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进入小学后,持续敏感地回应孩子的情绪需求、以示范性互动强化社交技能,仍然有可测量的价值。在学校层面,低年级阶段协作性课堂氛围的建立尤为关键,小组活动、角色扮演等结构化安排可以帮助儿童进入同伴圈。对于已经出现社交退缩或边缘化迹象的孩子,同伴中介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不是把孩子单独拉出来训练,而是在自然课堂情境中安排持续、低压力的积极互动。而在霸凌问题上,改变课堂规范与培养学生共情至少同等重要——如果规范不支撑行动,共情可能只是一项被闲置的能力。